杀死那个抗倭的人——朱纨之死始末

诸君安好，这里依然是普通武备爱好者鲨鱼，距离上篇关于倭寇的文章发布已经过去一周多，我关于某位up的纠错视频也已在前几日发布，那位up是否愿意为自己的错误言论负责已不可知，但我还是要把该说的话继续说完。

在我之前的作品中，限于篇幅，对于朱纨之死这一历史悲剧还未能做更深的剖析，而今天这篇文章就是专门为其而撰，只为让事情是它本来该有的那个样子，闲话少叙，进入正篇。

在之前文章中，我们对于朱纨的主要切入点都只是围绕双屿港之战前后的大小战斗展开，而没有叙述这前后发生的一些重要政治事件，导致对其所谓“不上奏擅自滥杀”这一问题的论述依然不够全面，接下来我们将以双屿之战前后的一系列重要政治事件为基础展开，重新复盘朱纨之死。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事件一：策彦周良使团到访与第一次“滥杀”

首先，让我们将时间线拨回公元1523年（明朝嘉靖二年、日本大永三年），这一年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的贸易使团在抵达浙江宁波后，因为勘合真伪之辩而引发冲突，在浙江宁波爆发了武力杀戮事件，史称争贡之役，在当时的明朝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外交影响。

虽然此事让明朝官府极为恼怒，但实际上明朝并没有在此次事件之后彻底禁绝朝贡贸易，网上常年将此次事件称为中日朝贡贸易的终结纯粹是错误的刻板印象。实际情况为明朝在1527年制定“以后贡期定以十年，夷使不过百名，贡船不过三只，违者阻回。”即“十年一贡”的新朝贡贸易政策，并于嘉靖十八年（1539），日本大内氏湖心硕鼎使团访明时将此政策告知日方，使“宁波之役”后一度中断的明朝与日本通交关系得以正式恢复。

在此背景下，嘉靖二十六年（1547），受大内氏派遣，以著名外交僧策彦周良为正使的日本使团入明朝贡，但由于日方“不守贡期，又挟人带船越数”的问题被明朝暂时禁止入境，后嘉靖帝指派朱纨负责处理此事，最终以让使团中50人赴京。其他逾制人员，则以“候风信”的名义，暂居嘉宾馆并由明朝官方提供饮食之需。待风信适宜之时，再令其返航归国的方式解决。

而此时，则正是双屿港之战的前夜。

在这之后的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初二，浙江都指挥佥事卢镗受朱纨之命，集结官军向双屿港进发，途经九山大洋时，意外地在海寇林烂四等人的船上捕获日本人稽天、新四郎。

在双屿港倭巢覆灭后，朱纨亲自对稽天、新四郎进行审问，这两名倭寇的供词如下：

“稽天、新四郎两名，同已斩首芝涧等三名俱系日本国东乡人，为因嘉靖二十五年福建福清等县通番喇哒，见获林烂四等纠集多人，发船往至本国（日本），朝见国王，说我大明买卖甚好。国王借与稽天等银子五贯，计五百两，造船一只，给与番铳二架，番弓、番箭、倭刀、藤牌、长枪、镖枪等项利械。自三月内在本国开洋，到浙江九山海岛，思得双屿港系日本等国通番巢穴，欲投未获，徽州贼许二等做地主，被官兵来攻......擒获稽天等大船一只，并林烂四等五十三人。见在日本向来无有倭人过上国，至今船船俱各带有本国之人前来贩番，尚有百数倭人在后来船内未到等语。”

根据稽天等日本人供述，他们和海寇林烂四等是受到日本国王的支持前往明朝从事走私贸易。而且像他们一样，和明朝海寇一起进行走私劫掠的日本人不在少数。这一供词引起朱纨的高度重视，于是在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十四日，朱纨派遣通事携带此文书前往嘉宾馆与日本使节团首领策彦周良对质，策彦周良对此连忙矢口否认，声称此事与日本国无关，以“不知”含糊其辞，同时绍兴知府也对此发难，认为“稽天手书来历，词多支漫，恐系诈伪”。

于是，朱纨委派与稽天等有过交往的庶民周富为通事，对稽天进行第二次提审，此次之供词的魔幻程度，完全可以用离谱来形容，原文如下：

“稽天、新四郎系日本国萨摩州人，因福州人已杀死林陆观，旧年到日本，大风破了舟，无一物。三年居住日本，旦暮悲多，我主君看了哀哉，借用米钱，其外银子五贯，自造舟回还。故我五子携来，取其贷物。我五子之间，银子六贯二百六十目。今岁天文二十六年丁未六月内，有倭船一只到双屿港往来，二十七年戊申三月二十日，京泊港出船，风恶，四月二日，被风打舟。遇兵，三子杀死，船主陆观杀死，其外福州人六子杀死”

在这版供词中，稽天等人的身份完全不同了。按照这次供述，由于福州商人林陆观前往日本贸易，遭遇风暴身无一物。日本国王哀悯其身世，特借予银米送还故国。稽天等5人一同受王命前来，乃是为取还所借银米之费。其中虽未否认不少日本人参与沿海走私劫掠之事，但稽天等5人的身份，已由“倭寇”转换为了日本国王派遣的漂流民“送还使”，颇有给自己脱罪之意，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在这版供词中这林陆观被描述为一个破产客居日本三年，得日本大名资助（虽然也不知这日本大名怎么如此良心，搭上部下资金不求回报连利息都不收资助你回家？）才得以返回日本的普通商人，那自然和之前提到的林烂四不是一个人，那你们这帮只是“送还使”的日本人又是如何在出现在林烂四这种从嘉靖二十二年(1543)就打着许栋的旗号，从东南亚率领包括葡萄牙、日本人在内的一千余人来到双屿港，贩卖胡椒、苏木、象牙、香料等商品的大海贼的船上的？唯一的相同点，应该就是都承认自己与日本大名有关系。

两版证词的前后矛盾，日本使团的躲闪态度，浙江地区知府的干预，其中猫腻可谓不小，朱纨自然认识到了这点，故而上疏希望明朝与日本大名进行联络，要求他们彻查盘踞于日本沿海的倭寇以绝源头，但由于朱纨此时在浙闽一带严厉打击地方豪族与倭寇的不当交易一事，触怒了各地地主劣绅和此刻在明朝中央具有相当规模的福建官僚团体，故遭到了从朝廷到沿海的反动分子大规模反攻倒算，如嘉靖二十七年七月，福建籍御史周亮及给事中叶镗等上疏指斥朱纨权势过大，以“遥制诸司”、“大为民扰”为借口请求予以削弱。嘉靖帝迫于要控制权利的均衡，只得进行分权，于七月二十七日将浙江巡抚改为浙江巡视，而上文朱纨建议联络日本彻查的奏疏，中央对此也回应冷淡，直至十二月十三日，朝廷才勉强回复，“将见获倭夷稽天等牢固监候，事完之日，径自具奏施行”

故朱纨在遭遇权利削弱和中央冷处理的背景下，只得将稽天和其余倭寇俘虏等收押牢狱，而这里则涉及到另一个历史真相，即《明史》中所强调的所谓朱纨对林烂四等俘虏倭寇的第一次擅自处斩，完全是恶党后来子虚乌有的政治迫害，如从朱纨在同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上疏：

“彼时未奉钦给旗牌，议将众证显著林烂四、许六（陆）...顾良玉、刘奇十四等，容臣于军门枭首示众，余贼监候详决。”

可以看出，在抓获林烂四等人时，方便朱纨自主行事的“旗牌”并未送到，所谓滥杀的证据只是对其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奏疏的断章取义，这只是朱纨的一条建议，在当时并未实施，在最开始，朱纨依然坚持按明朝法律行事，不存在所谓擅自处斩。

在将策彦周良使团到访，双屿港之战联系起来后，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来自日本列岛的阴云还是浙闽本地官府对朱纨的干涉，又或者是中央对于朱纨奏疏的冷处理以及对其进行分权，都意味着此时朱纨政治处境的尴尬，而随着朱纨权利的削弱，双屿港之战后，其在浙闽一带的政治执行力越发衰弱，之前被其严重打击的地主劣绅与地方官僚开始互相勾结，对其发动大肆反扑。

事件二反扑与第二次“滥杀”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对于双屿港之战后浙闽一带官僚的反扑和是什么促成了后来朱纨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滥杀”（虽然根据上文可知，朱纨所谓的第一次滥杀完全是子虚乌有，这第二次才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的论述中，在我们了解朱纨大权旁落后发生了什么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陈述一下当时朱纨所面临的浙闽到朝廷的政治生态。

在上文提及的策彦周良使团到访这一政治事件之中，还发生了一事，即“张德熹案”，也称“匿名投书案”。嘉靖二十七年三月，日本策彦周良使团入住宁波嘉宾馆后不久，就有人将匿名书信投掷馆中，声称“天子命都御史起兵诛使臣”，劝说日本使臣“可先发兵杀都御史”。这里的都御史，就是浙江巡抚朱纨。时任宁波府推官的福建籍官员张德熹，虽然得知消息，却一直对朱纨隐匿不报，意图纵容日本使团行事，险酿成第二次“宁波之役”。

而张德熹用心之所以如此险恶，则是因为在朱纨之前的抗倭作战中，其叔张珠为朱纨所杀。

张珠，福清人，双屿港的常客，他依仗其侄子宁波府推官张德熹的势力，与许栋一起从事走私劫掠贸易。张珠“结伙贼首许栋在海通番，因而行劫，常乘小船载人地名桃花渡上岸，身穿青衣，头戴瓦楞帽，作客人，往宁波府城门外，即换方巾，进府衙数日，径往奉化县地名湖头渡下船，人多认识。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内，在贼船与官兵对敌，脚腿手臂各伤一刀，擒至霩衢所城门边口，说我侄见任宁波府推官，必来救我等语，官兵审出姓名，又因本府巡捕通判唐时雍兵快夺功，当将本贼枭首，尸骸埋在校场地方，越二日，有差人二名来，将本尸衣服剥去，口称海道魏副使分付取衣比辩犯人，以此地方不敢呈举。”

而张德熹本人，则狂妄到“凡报福贼死者，德熹皆与殓之”公然结党叫板的地步，本地官员的亲戚都是常前往双屿港与日本往来的海贼，浙闽一带官员不愿协助抗倭就罢，居然敢公然收敛贼人尸首，甚至带头挑起倭乱，沿海政治局势于朱纨之险恶可见一斑。

双屿港之战后，朱纨的政令在闽浙地方日渐难以推行，原来的一些政策举措几乎破坏殆尽，“讹言既动，人心已摇，初行保甲之法不复遵守”。一些地方官吏在豪族势家的嘱托影响下，纵放窝主奸民、发卖没收船只，不仅“公然泛海，交通接济夷船”，还将“已获大窝主奚通世等百计延脱”，甚至就连朱纨视为逼迫源头日本协同明朝清剿倭寇希望的重要人证稽天等，也莫名其妙地瘐死狱中，反扑之势头异常凶猛，

在这里插入一段题外话，萌蛋人所引用的厦门大学研究员廖大珂在论文《朱纨事件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中将上文这般光景称为“历史的潮流”，“人民的报复”，敢问难道就因为您是福建人，所以不惜把浙闽一带的地主劣绅与地方官僚冠以所谓人民的帽子，而忽视他们与倭寇通奸，严重危害浙闽沿海真正的人民生命安全一事吗？！把官僚肮脏的政治迫害曲解为伟大的人民抗争，这就是学阀的把戏吗？！（这也是为何我在视频中引用其文章内容时甚至不愿意称其为“先生”，我引用其文章也只是为了嘲讽萌蛋人自称引用，却连这篇劣质论文中关于双屿港存在倭寇这一原文都不知晓）

回归正题，中央为了权力平衡所做的妥协与沿海豪族官僚的疯狂反扑已经让朱纨独木难支，而这时候，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已经悄然落下，即朱纨所谓的“第二次”“滥杀”————走马溪之战。

关于走马溪之战的具体细节详见我的视频和上期专栏，综上所述，在经历了“双屿港之役”中俘获的窝主、海寇先后在浙闽官员的有意无意之举下越狱潜逃，以及张德熹等引诱使团为乱之事后，朱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生涯或许已经来到终点，以防止自己一旦失势，好不容易抓获的被捕海寇、窝主等再次潜逃，危害沿海，朱纨决定此次“俘获夷王”速审速决，以皇帝颁发的“旗牌”与“便宜处置”的权力，令卢镗等就地审问后立刻斩首。

卢镗在审问后斩首“众证显著”交通内应者合计96名，其余解送按察司收问，而朱纨最后的这拼死一搏，即便依然符合嘉靖所赐予的权利范围内，但最终还是引来了整个浙闽地区反动地主劣绅和官僚最凶猛的反扑，“一时诸不便者大哗”，“咸惴惴重足立，相与诋诬不休”。

如嘉靖二十八年四月，在宁波鄞县大族屠侨的嘱托下，御史陈九德上疏弹劾朱纨“残横专擅”之罪。随后，受命查问的巡按福建监察御史也对朱纨发难，上到位居中央高位的御史官僚，下到沿海地主劣绅，都在使出吃奶的劲构陷朱纨。最终，迫于“先入浙、闽人言，亦有不悦纨者矣”这类压力，嘉靖帝再次发动了权利平衡大法，将朱纨停职查办，而朱纨的生命也在这一刻走到了尽头。

公元1550（嘉靖二十九年）年1月3日，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朱纨服下毒药，愤懑自杀。那个抗倭的男人死了，死得悄无声息，死得惊天动地。

朱纨死后，明廷派遣下来的杜汝祯等官员并没有停止调查，而是继续给朱纨罗织罪名，把“佛郎机行劫”曲解为“满剌加夷来市”，称其外激变番商，如若看过我之前文章，自然知道这帮葡萄牙人实际是什么德行。

而朱纨之死发生后，朝野叹息，在这之后常年不敢再提海禁之事，那么一切难道都因此变好了吗？“自纨死，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浙中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纨招福清捕盗船四十余，分布海道，在台州海门卫者十有四，为黄岩外障，副使丁湛尽散遣之，撤备驰禁。未几，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

朱纨，生父朱昂，其本是景宁教谕，后被人诬陷，罢官归乡。两年后，朱纨的嫡兄朱衣作乱，朱昂被迫出走下邳，而朱纨出生三天后，和生母一同收入县牢中。朱家人拒绝往狱中送饭，生母只得靠结巾网糊口。挣扎过了一百多天，冤案总算得雪，为官后清强峭直，勇于任事。欲为国家杜乱源，却为势家构陷，愤而自杀，终年五十六岁，朝野皆太息。而如今其依然要为无良营销号以剪切史学构陷，被称为“二货”，被反动学术权威称为“死于人民的报复”，世人皆太息。